众所周知，教育是让人在德、智、体、美、劳（技能）五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不知从何时起，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应试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最大主题，而且这个主题一直贯穿到幼少儿教育。高分数、低能力、低素质的现象在中国已成为普遍的现实问题。教育专家指出，纠正中国教育的失足应从儿童教育开始。 学校和家长考量儿童学习的标准是学习成绩。为了提高考分，将别家的孩子比不去，考上重点学校，家长们较劲似地让孩子没日没夜地参加各种课外补习、学课比赛。激烈的升学竞争与单一的知识化标准，家长们只关注孩子学会了多少单词、考了多少分数；老师们更多地让学生大量做练习题、模拟题、考试题……，似乎只有大量重复地做题，考试分数才会高，未来就会成才、成功。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逻辑。 应试教育的杰出学生只是社会上的平庸者。首份《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与研究领域大多只是平庸者。究其原因，是因为高分者心理素质与能力普遍不高。 应试教育也应对生存能力低下者负责。偏面追求分数的教育体制，导致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偏低，这严重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就业。我们已经无数次看到大学生不能适应企业需求的报道。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少大学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啃老族”（指年过十八的年轻人，不读书或大学毕业后也不工作，靠父母养活）的出现已经为我们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敲响了警钟。 令人担忧的是，以灌输知识为主的应试教育已向幼儿阶段浸漫，严重影响了幼儿的智力与身心健康发展。不少家长让不到二岁的孩子背单词、记汉字，社会上不少培训机构也为迎合家长们的“非理性”需求而摇旗呐喊。曾几何时，80后让社会失望、无奈；现在90后也开始让人们惊嘘了。虽然国家的教育改革一直在力图纠正唯分数标准。但社会惯性与择校压力仍让00后的家长们不敢在应试教育上松一口气。中国国际幼儿教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北京华夏童年儿童教育机构顾问、儿童教育专家张立明教授告诉记者：3—12岁的时期，是完善人格、提升能力、建立社会认知的重要阶段。如果单纯重视知识教育，对于人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容易固化人的思维，使人想象力、人格力得不到开发，导致心理素质低，成年后不能适应社会。 从人一生的成长发展规律来看，3—12岁的幼少儿教育应是以人格素质与学习能力为主的教育，主要以激发儿童主动性学习兴趣为起点，培养孩子人格素质与学习能力，引导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与人格心态。张教授指出，盲目给孩子灌输过多的知识，如同“拔苗助长”，不仅不会提到好的效果，反而会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减。近年来有关机构对小学生学习兴趣的调查也表明，我国少儿的学习兴趣在日趋下降，厌学风气盛行。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北京华夏童年教育机构与中国国际教育研究院通过八年的幼少儿学习能力的研究表明，幼少儿教育不应急于在知识上进行灌输，多重视人格素质与学习能力的培养，自然会有良好的学习成绩与学习效果。

笔者选取了刊发于新京报、荆楚网、河北日报、大河网和凤凰网上的18篇评论为观察对象，试图分析舆情中值得肯定和应予警惕的民意表达。 从媒体评论的内容看，可大致分三类：一是对“不拘一格降人才”“29岁市长不妨再多些”的称赞支持；二是对公众质疑的分析、追问官员选拔机制包括官员信息的纰漏过于简单、晋升透明度等问题，这一类的评论数量最多，“29岁”这个数字不过是新闻噱头，年轻不是问题，政绩和能力才是关键。 还有一类是拷问襄樊市政府的做法，认为襄樊市将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下子安排到副处级领导岗位，不仅欠妥，而且对其他大学毕业生也是一种不公。 总体看，有“百家争鸣”意味。各种观点的交锋砥砺，多数的评论从选官制度上分析，甚至给出建议，可谓理性睿智，有的媒体甚至从细节处发现问题，如对市长“全票”通过表示怀疑，拷问为什么是全票，表现出对“一至思想”的焦虑。支持赞成拿历史作证自己的观点，年轻不是问题。而反对的说，用毕业生当市长是“对其他大学生”不公的观点则值得探讨。在笔者看来，如果真是凭借自己能力当市长，无“不公”可言。犹如一个学生学习好，工作能力出色当中队长一样，对其他学习不好，工作能力不强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吗？未必。从这角度看，“成就取向”值得肯定。 对公权利的监督是民众的权利，这一点我们从喧嚣的舆情上就可以观察到，是可喜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此喧嚣，次次喧嚣，是不是还传递出公众对公权力的某种焦虑？信息的不透明也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如此，直接侵害了公民知情权。 公众对公权力有种天然的压力，如果是不透明的公权力，压力会变成焦虑。